九十年前，当历史开始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在中国的心脏地带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西方侵略的群众运动。事变肇端於山东地区零星发生的民教冲突，从一八九九年起事态像脱僵的野马一样迅速发展，演变为一股席捲整个北中国的排外浪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明确的宗旨，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将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组织为一支队伍；是仇恨引导他们拆除铁路，割断电线，焚毁教堂并包围使馆区；又是仇恨使得他们忘却恐惧，拿起冷兵器时代的武器抗击马克沁机枪和克虏伯缐膛炮装備的八国联军。在一八九九——一九○○年运动高潮期间大量表现出来的癫狂行为是人类在饱受外部刺激、累积的敌对情绪超出心理抑制阀限（注一）情况下的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引发这种反应的不是国与国之间纯粹的利害冲突，而是屈辱，一种深入人心灵的屈辱。祗有当尊严遭到最粗暴地践踏的时候，一个民族才会迸发出这样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

将义和团运动置於世界历史的背景前面，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产业革命之后形成的巨大的经济、军事、技术的优势疯狂地掠夺殖民地，瓜分「势力范围」，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关系体系（注二）¾¾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国际秩序——原来存在於[文明世界]的国家关系的规范被规定为国际关系準则，作为这些规范的核心的西方哲学则提升为普遍的国家行为的道德基础。随着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的势力和影响空前膨胀，基督教民族对其文化和哲学的信心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传教士将他们的神奉为「唯一真神」，以一种不可抑制的热情反对其它民族的[偶像崇拜]；政治家、实业家和商人则是世俗的传教士，他们将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奉为人类文明生活的唯一模式，带著同样的宗教狂热强迫其它民族接受他们的哲学和价值观。当所有这些人的欲望和意志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反映出来的时候，人格化的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注三）也就扮演了热衷於使和它们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改宗]的[西方文明宣教师]的角色。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军事优势为西方国家将其意志强加非西方世界提供了暴力手段，而西方版本的国际关系体系则替这种国家行为签发了一份「通行证」。对「文明国家」来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一个使它们的权力欲不断得到满足的机制，而对非西方民族来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则是一个使其每时每刻都在蒙受屈辱的机制；越是热爱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就对这种屈辱感受得越深刻。强烈的自信和不可抑制的热情帮助基督教民族扩张势力和影响，在世界的范围确立了西方的统治；而当这种自信和热情发展到利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肆无忌惮地触犯其它民族的文化禁忌，伤害这些民族历史地形成的民族感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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