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忏悔”问题的提出，带来了上帝对我们这个民族尚未绝望的信息。在我因此为这个民族日夜祷告的时候，一场“被容许”的断断续续的关于忏悔的讨论又把这希望重新委弃在黄土地上。还是那个比喻，摔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忏悔精神，被灾民理性五花大绑了。中国人忏悔，为什么就那么难？利害观念压倒性地击倒了是非观念，这可能是比较接近真相的解释之一。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讨论者对忏悔的理解仍然是在“东方观念”中完成的。忏悔是什么，在这里我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并以此求教于方家。当然，“忏悔”的艰难，恰恰是我们呼吁忏悔的理由。
　　
　　（一）
　　“二余之争”——以及“哈维尔和昆德拉”之争——引起学界的关注是一件好事。其中提及的“忏悔”问题尤其值得研究。我感到大多数朋友对余杰的批评是善意的。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这种善意的批评还存在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对余杰的过于刻责和对忏悔精神的“实用理性”的理解。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在《追问诚实》（该文发表在《开放时代》2000年3 月号）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解释：“批判，以什么名义”. 对于一个经历过并正在经历“1984”（奥威尔）年苦难的人，这怎么可能还是一个问题呢？余杰的背后是流血的天空，他的话语前提就是昨天发生的而今天仍在发生的悲剧。他对哈维尔和昆德拉的理解必须放到这个语境中去解读，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解读。当年轻的尸体缓缓倒下的时候，“哈维尔”当然是更伟大的。如果公平地理解，余杰对中国知识界的“全盘否定”并没有将自己摘出去的意思，他同时表达的是对自己作为迟到者的内疚和作为苟活者的愤怒。忏悔精神恰恰是中国知识界挽回荣誉的正确道路，它怎么可能损害他们的“清誉”呢？呼吁忏悔和以法惩恶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基本上是两个领域的问题。“批判，以受害者的名义”，这就是余杰文章内涵的话语前提。
　　同期杂志发表了崔卫平女士的文章：“拥有另外一些经验”。该文的基本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如果该文作为对“哈维尔和昆德拉”进行学术考古的话；如果我们“生活在别处”. 然而如果我们把余文中的“哈维尔和昆德拉”作一种隐语或象征性符号来理解，如此着浓墨的学术“发微”就显得过于“敏感”，或者说是有将对忏悔理念的演绎误作归纳之嫌。崔文最后的一段话尤其值得深思：我们批判谁？更重要的，是以什么名义批判？我们到底要什么？尤其是后两者，是我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问题。换句话说，我感到了存在于我们周围某些不正常的东西。最好还是回到哈维尔。哈维尔为什么要批判极权主义？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他表明，因为极权主义以其主观意志，以其僵化和专横，深深伤害了生活——压抑了生活本来具有的丰富和多样性，压抑了人们道德上精神上的更高追求。极权主义本质上是敌视文化的，因为它敌视自由活泼的创造性精神活动，敌视在“社会前头照亮道路”的“知识的闪光”。
　　我并不想调侃，或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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