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大抵是爹妈起的，呼之为张三就叫张三，呼之为李四则为李四。如果登上了户籍册，再想改动就麻烦了，又要申请，说明理由；又要审核，经过批准，与其这样麻烦，不改也就罢了，叫什么不就是个代码吗？

    然而，这是现代人的想法，古人不同。在古人眼里，名字似乎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王莽当了皇帝，有两个人得了大便宜。一个是守城门的小吏，一个是卖大饼的小贩，忽地里平步青云，都成了新朝爵位最隆的“四将”之一。好事怎么来的？原来他俩名字好，一个叫王兴，一个叫王盛，合起来就是姓王的合当兴盛。当然，姓王的新朝并没有因此真的兴旺起来，总共不过16年的新朝，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而对文字的迷信也就成了后世的笑柄。

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在政治动乱中，一个被放逐到了儋耳，一个被贬到了雷州，都是当时南蛮僻远之处。这本是政治斗争中常有的事情，但迷信文字的人却说，这是因为他们名字起得不好，苏轼字子瞻，瞻与儋字形相近；苏辙字子由，与雷字的下面形近。于是，政治斗争的残酷就化为名字迷信的无稽之谈。

    大概也就是因着这些原因，有人以为改个名字就可以趋吉，有人以为改个名字就可以避凶。这种对名字的迷信好像中外古今都有。

   “文革”之时更名以示革命，更名以显破旧的比比皆是，及至时移世异又纷纷恢复旧观。其实人还是那个人，名字的改与不改于世事是毫无关系的，就像一个历史人物，一时名字红遍全国，一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他的功过是非与名字的出现与否了不相关，只是迷信名字的人一时觉得如见神祗，一时又觉得如见不祥罢了——“文革”前是国家的领导人，到“文革”时把刘少奇称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邓小平称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名字不准见诸报端，就是一个著例。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名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

    换一个名字并不就改换了实质，消灭一个名字也不等于消灭了那个事物。“文革”之时把大小机关都称作“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都叫作“勤务组”，领导干部一律叫“勤务员”，其实，16两原是一斤，字面上“变革的革命性”并未实现事实上的“革命性的变革”。

    如果我们真正破除那些从古代传承的文字迷信，不再在名称的更换上“可怜无补费精神”，我们或许会更加直面现实，实事求是，工作的成效也会更大一些的吧。《生活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