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好名之罪责难前人，对吗？

　　近看电视《走进共和》，颇有些不然，最大的不然，当属“责前人以好名之罪”。其中有这样一节，当李鸿章说起翁同龢的时候，满怀愤怒地说：“某些人呢，他好名哪。”这里，虽然是剧中人物的说法，但纵观全剧，恐怕也不能说不是编剧人的说法。联想到现而今流行的新派历史学研究，我不禁要问一句：“以好名之罪责难前人，对吗？”
  　在这里，我不想去讨论李鸿章的历史评价问题(我不是学历史的，这个问题非我所能)，也没有能力穿透历史的迷雾去证明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我只想说一说现而今的新派历史研究中的重大成果。

　　小子愚昧，自来学的历史知识，都是课本所授，满心以为对于祖先的历史，也算略知一二，谁曾想日前看书，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书上的(我私底下认为的)汉奸、卖国贼是不计个人毁誉而为国家民族着想的人，而书上所说的(我满怀崇敬的)民族英雄们却成了只求个人之名而不管国家生死的人(这个完全不同书本所说的结论，我称它为新派历史研究的重大成果应该不算错吧)。满以为提出这样的看法，必定是有一些言之凿凿的新发现，谁知到最后不过是要我们不以今人的眼光观点来看待前人的所作所为，而应该以时人的眼光去比较他们看得多么深远，多么睿智。

　　我不想说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因为这非我所能，抑或是我找到了更想说的：林则徐是我国最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批人中的一个，他知道我们的大清朝已病入膏肓，但他不想去大声疾呼，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他在乎的是自己的生前生后的名声。(在张建伟先生的著作《流放紫禁城》[爱国的坐标]一节中有类似的叙述)一句话，林则徐好名，且不惜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作代价。

　　以好名为罪，决不是愚笨如我的人所能想得出来的。我想来想去，想出的总是好名的好处；然而当各位聪明人提出之后，我按他们的说法仔细一想，还真觉得是那么一回事。不过，事后再一想，又有些不以为然。

　　好名真有那么大的罪过吗？屈原不好名，能写下千古离骚吗？包公不好名，能成为绝代包青天吗？岳飞不好名，会沉冤风波亭吗？文天祥不好名，岂有正气歌问世？袁崇焕不好名，又怎会凌迟在菜市口？史可法、关天培、邓世昌、谭嗣同等以及历史上千千万万的为国家民族献身的英雄们莫不是好名之辈。如果不是好名，他们大可让自己得以安然寿终。然而，这些好名之徒，除包公而外，谁又能够安享晚年？当他们好名好到轻生死重名节的地步时，我们有什么权力去指责他们好名？秦桧、和珅倒是不好名，所以成就了千古第一奸臣、千古第一贪官。

　　其实，用好名来指责人，用古人的话说，是诛心之论；用现在的观点，已经是属于人身攻击的范畴了；现代人对古人进行人身攻击，难道不是有点过分了吗？

　　古人好名，理所当然，因为他们自小就受着这样的教育，当他们读书之始，就想的是搏得千秋万世名。虽然长大会变，但好名的种子却永在心中。责古人以好名，犹责今人以好利，但好名好利，高下自现。

　　研究历史，不要以现代人的观点看法去代替古人的看法，也不要要求古人应该象现代人一样看问题。因为他们纵然聪明绝世，也无法想象得到而今的世界。而我们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人，要我们按古人的思考方式来看待问题，又是一种误差很大的模拟。所以，尊重古人的看法、尊重古人的选择，才是对历史的尊重。

　　人们常说，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其实，当你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时，你已经将自己带到了历史之中，你已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的观点看法带到历史之中。想象一下，一个受现代教育的人跑到秦始皇面前，去跟他一块讨论怎样在席卷天下的过程中保护人权的问题，这该是一幅多么滑稽的画卷。

　　另外说一下，不久前为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争论，教育部的辟谣声明竟然不敢做肯定的答复，可笑啊可笑啊。岳飞对于当时的大宋来说，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那么他就理应得到民族英雄的待遇，而我们这些后世子孙也当然应该对他敬之仰之。在战国时代，如果赵国真有电影《英雄》中的“英雄”的话，赵国人一定说他是赵奸，太史公要提到他们，也一定放在奸佞之列。如果因为将来世界是要统一的，那么，当敌人来侵犯我国时，我们也不要做岳飞，而应该做吴三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