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安逸，如果不让它放任安逸，那就叫扼杀人的本性。凡此种种，都是残害身心的主要原因。如果摈弃这些残害身心的主要因素，和和乐乐以了此一生，即便是活上一天、一月、一年、十年，也符合我所说的养生之道。拘泥于这些残害身心的主要原因，受它的束缚而舍不得摈弃，悲悲戚戚以求得长寿，即使活上百年、千年、万年，也不符合我所说的养生之道。”

    管仲讲了这么一大通话，反问晏子：“我已告诉了你养生之道，那么，送死之道又怎样呢？”
    晏子推托不想说，管仲坚持要听，晏子只得讲道：“人都已经死了，哪里还由得自己？把尸体放火烧了也可以，沉入水中也可以，埋在土里也可以，扔到野外也可以，用柴草裹起来丢在沟壑里也可以，穿上锦衣礼服放进石棺石礅中也可以，随便怎么处置都可以啦。”

    管仲回头对鲍叔牙和黄子说：“生与死的道理，我们二人已完全说尽了。”

    这里所说的“生死之道”，包括二个相联系的层面：一是在人生过程中，决不要压抑扭曲本性。人有各种所好所求，若总是去压制住，或改变之，必使人生过程毫无乐趣可言，即便活百年、千年、万年，亦无甚价值。相反，生活中人们若能够遂情适意，使自然本性能获得完全的释放，那就是让人觉得生活是如此的美好与幸福，这样即便是活一天、一月、一年、十年也是值得的。其次，人对死亡的态度应该是达观，人都既必然死，又何必在生前要在乎死后的丧葬规模与形式？对死后安排的在意必影响生前的随心顺意。

    但是，人生过程是否仅仅在满足自我的生理性欲求？如《杨朱篇》所言的那样：“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这种人生追求当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忽略了人之心理与灵魂的渴求，而且不知道人之生理性欲求最终要受到人精神的控制。所以，虽然《杨朱篇》的作者正确地看到人本性受压抑的人生是一种低水准的人生，要求人本性自然展露，但却没有意识到人精神世界的存在，人之社会性与文化性的存在，故而所推崇的人生也是有缺陷的。至于其讲的“送死”之道，却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人不要在生前就挂念着死后，希望逝后棺椁尽量的豪华，葬礼场面宏大，阴宅宽阔奢侈，等等，这无疑让自我之“死”拖住了自我之“生”。人之“死”应转变为激励人“生”的机制，而不应该是人之“生”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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